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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读: 17岁的农村姑娘李芳(化名)失踪了。 在新疆打工的父母赶回家发现,刚上小学的儿子已经饿了几天,厨房和卧室许久未打扫,一片狼藉。 夫妻二人最终在...

17岁的农村姑娘李芳(化名)失踪了。

在新疆打工的父母赶回家发现,刚上小学的儿子已经饿了几天,厨房和卧室许久未打扫,一片狼藉。

夫妻二人最终在北京一家小饭店找到女儿。靠洗盘子谋生的女儿看不出悔意,被父母拖回甘肃农村老家时,她一遍遍地强调:“再给弟弟做一年的饭,我就出去打工了。”

东部农村一个10岁的男孩提起父母扭头就走;华中某村上小学的女童直言父母“是多余的”;一对在外打工的父母回到西北农村老家,劝说儿子回校上课,话没说完母亲就挨了儿子一耳光……

这些故事,都与《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(2015年)》(以下简称《白皮书》)有关。今年,公益组织“上学路上”对山东、云南、甘肃等6个省(区、市)的农村儿童心灵状况进行了调查,并发布此《白皮书》。

《白皮书》显示,在总数达6100万的留守儿童中,15.1%的孩子一年没有见过父母,4.3%的孩子甚至和父母已有一年没有联系,“留守儿童的烦乱指数和迷茫指数都比非留守儿童高。长久缺失亲子交流,他们孤独、敏感、自卑,对前途不明确甚至感到悲观”。

“只让孩子吃饱穿暖哪够?没有亲子教育和情感支持,整个家就像个空壳,亲子关系早已是‘有名无实’、岌岌可危了,孩子和父母都很危险。”《白皮书》的编撰者、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李亦菲说。

留守儿童的父母大多“羞于和孩子聊自己的工作”,他们缺少自信,不知道该聊什么,只能用盘问式的口气一次次“关心”孩子的学习

被父母找到之前,李芳已近一年没见到他们。

“他们把我当什么,现在凭什么管我?”她向特地前来调研的摄影师刘飞越,盘点起了父母的种种“罪状”:对自己不闻不问、一年到头也见不到人、好几个月连个电话也没有……

镜头里,李芳语气冷漠,“像是在谈论两个陌生人”。

在刘飞越的调研中,类似的场景并不少见。李芳老家邻村的三姐妹也是留守儿童。她们和爷爷一起生活,父母都在浙江一带打工。一天晚饭后,母亲打来长途电话,问大女儿是否想自己。

正看电视的女孩不假思索:“不想。”

“咋说话呢?”一旁的爷爷忍不住嘀咕。

“想。”

电话那头的母亲干笑了几声,改口道:“那让妹妹接电话吧。”

大女儿像是“如释重负”一般,把手机扔给了刚上小学的二妹。结果妹妹摇摇头,意思自己不想接。

不到两分钟,电话挂了。

这是几个月来母亲打来的唯一一个电话。10岁的大女儿满不在乎道:“问来问去都是那些东西,没什么意思。”

孩子对父母的冷漠,引发了研究者的思考。“父母和孩子的话题贫乏得可怜,无外乎是问成绩、问吃饱穿暖。根本原因是父母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太少,一点儿不了解孩子的情况,更谈不上什么亲子互动。”李亦菲理解孩子的表现,“这种模式化、盘问式的交流谁会喜欢?”

这名学者认为,究其原因,在于父母的工作性质。留守儿童的父母多在外从事体力劳动,“不体面”。不体面的工作意味着歧视和价值认同的缺失,他们缺少自尊,在孩子面前不自信。所以他们不知道能聊什么,只能一遍遍叮嘱孩子要好好学习。无形中,留守儿童对自己的成绩非常在意,成为一种持续的压力。

“懂事一点儿的孩子清楚一件事,他们的父母非常在意自己的成绩,甚至最在乎的就是分数。”李亦菲说,“归根结底是这些父母都不想孩子再走他们的老路。”

《白皮书》统计显示,69.2%的留守儿童不知道父母在外所从事的工作,留守儿童对自己成绩不满意的比例高于非留守儿童。

这样的交流,“注定只会让孩子和父母越走越远”。刘飞越回忆道,孩子接电话时难得微笑,反倒是常常露出一种“冷漠和应付”的表情。在他的镜头中,有男孩听到父母打来电话,头也不抬继续打游戏,更多的孩子接了电话,满口“嗯”“还行”“知道了”,再无其他。

一个13岁女孩因为埋怨母亲离婚后远走,最近几年已经很少和妈妈通电话了。调研人员问她:“你妈妈现在在哪儿、做什么工作你知道吗?”

女孩平静地回答:“可能在北京吧,没准儿已经死了。”

“会说出这样的话,可以想见她对家庭的概念已经淡薄到何种程度。”李亦菲叹息道,“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矛盾与隔阂越积越深,亲子关系中的情感互动和支持或已崩塌。”

太多留守儿童缺少家庭教育,这让他们没有人生目标也养不成好的学习生活习惯,最后几乎只剩一条路——自暴自弃

回到老家,李芳没再去上学。她每天给弟弟做早晚两顿饭,剩下的时间跟着村里的人上山挖树苗,一天挣30块钱。

这个17岁的女孩至今没有小学毕业。刘飞越问她以后想干什么、有没有什么理想,李芳的眼神里没起一丝波澜,思考了好一会儿:“不知道。”

在西北的一个村子,刘飞越发现,村里孩子的暑假时间几乎全被“浪费掉了”。十来个孩子每天聚在一起,你推我一把、我推你一把,在草地打滚,一群人哈哈傻笑。热了便下河洗澡,天色暗了就回家。

安全和学习不会有人提及。家中年迈的爷爷奶奶把饭做完,大都下地或干家务活儿去了。不出去玩的孩子拿出手机或打开电视,一待就是一天。

一个可以玩一整天“赛车游戏”的10岁男孩告诉刘飞越,自己在上学时也是如此,等再过上几年,“我要和朋友们一起出去打工”。

今年9月开学时,刘飞越跟着男孩,去了他和同学在乡中心小学旁租的平房。一间10多平方米的卧室,炕上躺了4个男孩,齐刷刷地埋头玩着手机游戏。旁边的小屋子,5个炉子正冒着黑烟,里面是洋芋和米饭,那是男孩的晚餐。

“没人能管能教,孩子都在野蛮生长,怎么能好好读书?最后还不都走了他们父母的老路!”他愤愤不平。

调研人员曾集中对一个村子的50名留守儿童做过一对一交流,其中80%的孩子表示,自己没有理想。有孩子说:“原先有过,现在没了。”

这样的回答让“上学路上”公益组织负责人刘新宇很不是滋味。他说,城里的孩子说起理想,都是天马行空,有人要当总理有人要当厨师,他们至少敢想,父母会鼓励孩子去做,可留守儿童连想都不想。

“他们是内心没有‘力量’的一群孩子。”顿了顿,这个年轻的父亲总结道。

通过调研分析,研究人员发现,留守儿童“普遍容易出现害怕、忧愁、迷茫等消极情绪,反映留守儿童感知到的现实生存条件处于不利状况”。

让调研人员担忧的是,许多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关系已经“陌生冰冷”,父母想要管教孩子更是难上加难,几乎只剩暴力的手段。

西部农村的一个父亲因为孩子辍学,从外地匆匆赶回。夕阳下,父亲坐在屋里,一根接着一根抽烟。儿子靠在门边,捡起石子打自家的猪和鸡。

尽管相隔不到5米,但父子俩整个下午没说一句话。直到入夜,调研人员才听到30多岁的父亲骂道,“你上不上学?不上学老子打死你。”

隔壁村子几个男孩的情况或许更具代表性。十四五岁的少年已经穿上劣质西服抽起了烟,每天混迹网吧。一个男孩的母亲从北京赶回来,一把打掉孩子手里的烟,骂骂咧咧训斥孩子。男孩恼怒,连扇妈妈好几个耳光。

李亦菲对此甚感担忧。“这些带着负面情绪、又不具备技能和知识的孩子,缺乏自尊又没有付出的能力,长大了走向社会能做什么?”他自问自答,“破坏。孩子没有人生目标也没养成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,很容易对未来失望,他们最后大都走向了一条路——自暴自弃。”

留守儿童的现状有些像“糖尿病”,是严重的疾病,但不是绝症,可以通过一些手段缓解病痛、控制病情

刘飞越见过李芳的父母,两个面色暗黄、老实巴交的农民,坐在炕上不停抹泪,母亲不住央求刘飞越,再去劝说女儿继续读书。

她很快就要回工厂,但女儿始终让她放心不下,就这么走了,“觉都会睡不着”。

被儿子甩了几巴掌的母亲再不跟儿子说话。她跟调研人员说,只盼着儿子早点满18岁,以后就让他自生自灭。

在李亦菲看来,正常的亲子关系中,父母需要从子女那里获得心灵安慰,这往往是支撑这些中年男女日复一日辛苦劳作的“最大动力”。如果孩子厌恶父母和家庭,“难保父母不会因此悲伤甚至崩溃”。

这种现象在西部尤其明显。据调研人员的调查,在西北多个乡中心小学,留守儿童的比例超过90%,其中有“相当一部分”孩子无法正常完成学业,“混社会”“打工”的都有,甚至有极个别孩子开始偷盗、行骗。

留守儿童的种种现象,已经引起社会关注,对他们的帮扶也源源不断。

一次,刘新宇到西南深山的村落调研,发现几乎所有孩子都在用手机,甚至有人用较为高档的苹果手机。志愿者送来一板车衣服,孩子们排队领取,“跟菜场捡菜一样”。当地一个留守儿童的家里,放了两个一模一样的书包,拆都没拆。男孩说,书包是两批不同的志愿者送的。

刘新宇当场就怒了:“一看就是志愿者在镇上的超市买的,这么折腾不累吗?”

这个公益人士一桩桩盘点着:有公益组织把孩子的妈妈拉回镇里工作,发展当地特色产业,但这是逆城市化的行为。“或许一处两处可行,但全国范围并不具有可操作性”。

还有公益组织给留守儿童招揽临时父母。短短几十天后,临时父母唤醒了孩子对家庭的需求,便赶着离开村子回到原来的生活。

这些行为在刘新宇眼中或多或少都带有作秀的成分。“不少大众仍然单纯地认为,帮助留守儿童和扶贫差不多,给钱就行了。”他说,“这种方法行不通,父母在留守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是不可代替的。”

在他看来,留守儿童的现状有些像“糖尿病”,“是严重的疾病,但不是绝症,可以通过一些手段缓解病痛、控制病情”。

广播、音乐、书籍等,是他眼中的“良药”。他认为,公益组织应该给孩子种下美的种子,让艺术生根发芽,给予心灵寄托,培养兴趣爱好,尽可能排解他们的烦乱和迷茫。

他所在的“上学路上”做了一批广播节目,里面有调研人员“筛了好几遍”的儿童文学作品,也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专业人士为孩子们挑选的“美好音乐”。他们给孩子发放故事盒子,一个类似MP3的电子设备,让孩子上学放学乃至课间的时候,“接受艺术的治疗”。

通过半年的量表追踪,他们发现,使用故事盒子的留守儿童中,有64%的孩子情绪指标有所好转。

云南一个10多岁的男孩爱上了听故事。他告诉刘新宇:“我以后娶老婆,一定会对她很好很好。”一旁的儿童问题专家有些动容:“100多块钱的东西,就能让一个孩子对家庭关系有新的理解,或许从此就会多一个幸福的家庭。”

“不仅是孩子需要‘治疗’,家人乃至整个社会也需要调整思路。”李亦菲说,城镇化浪潮下,农村父母和孩子分离是大势所趋,重新搭建一个紧密的亲子关系迫在眉睫。

在他看来,这不但需要父母和孩子相互依存、发展,更要靠两代人之间共同的追求和兴趣来维系。核心则是,“父母该给孩子一个正确、清晰的人生目标”。

对不少农村父母而言,这是一道“难度很大的考题”。刘飞越前不久曾到李芳所在的村子回访,但连着好几次,他都没有碰见这个女孩。挖树苗的活儿停了,没人知道辍学的李芳人在哪儿,“很快就到一年了,她说给弟弟做完一年饭就要离开,上次是父母把她拉回来,这次该换谁呢?”


来源:中国青年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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